题元真观屋壁二首 其二

　　这首词写相思之情。上阕记述一对恋人分别时的情景，下阕写男主人公对恋人的一往情深和无限盼望。诗人以凄切之情，发哀婉之调，寄寓着自己失意的心怀，全词意蕴悠长，情余言外。

　　开首二句写景。阳光明媚，春风和煦，湖波微起，荡漾涟漪，芳气郁郁，秀色青青，在这幅春景图中，慢慢地走出了一个漂亮的女子。“罗袜尘生步”是形容她步履的轻盈，也带出她体态的优美。见到恋人的到来，等候的男子急忙迎上前去。“迎顾”二字，既表现了他的行动，也体现了他的心情。接下“整鬟”，说明她已经过精心的打扮； “颦黛”表示她正忧愁不乐。在如此的美景之中，见到自己的情人，应该十分喜悦才是，然而她却紧紧颦着双黛，这就表明她那黯然销魂的神情。临别之际，按理说应是“

　　语已多，情未了，回首犹重道”的情景，而他们却“脉脉两情难语”。“脉脉”有含情欲吐之意，既然有千言万语的柔情蜜意，而又觉”难语”，这就把他们绵邈凄婉的情态描摹得极为深致。接着，诗人通过愁的象征一一柳絮的描写，进一层地道出了他们伤感的情怀，并直接逼出”人南渡”，点实词意，结束上阕。

　　过片以“回首”一气贯下，写对恋人的追念。“回首旧游，山无重数”。诗人着力从男方的角度来表现，这与诗人把自己的情怀寄寓在男主人公身上不无关系。正因为昔时的恋情是如此的欢乐，如此的温馨，所以在分别之后。他才会“回首”，也值得“回首”。然而，举头四望，所见只是群山成列而已。“山无重数”境界开阔辽远，其用意则在于展示人物内心的寂寥空虚，也暗示关山的迢递，故接下有“花底深朱户，何处”的疑问。“花底”写环境之优美，“朱户”写房室之富丽，其中嵌入一个“深”字，则将小红搂掩映在花木革树丛中的势态表现了出来。他的思念始终环绕在恋人的身上。他想象着，他思念的恋人可能在“花底”，有可能在”朱户”。这问题似乎太迷人了，他象是进入了恍惚迷离的心态之中，于是索性掷出一个“何处”的问号。

　　天地茫茫，情人不知何处，教他柔肠寸断。到这里，诗人没让他的感情喷涌而发，而是宕开一笔，以写景进一步蓄情。“半黄梅子，向晚一帘疏雨”，是他的所见，也是他的所感。一片风景，一片心情，梅子烟雨，也是他郁暗心情的表露，梅子黄时，细雨如丝，他的愁，如迷漫天地的梅子雨一般，无边无际地梭织着，使他无法逃遁，无法挣脱。在雨声的淅沥中，春光流逝了，春色衰残了，他那凄骑、迟暮、孤独的怅恨之情终于饱和到了顶点。“断魂分付与，春将去”，这时怀人和伤春已交织在一起了，从而转折出一片时不我与的无奈心情。结语构思奇特，痛苦不堪的主人公要把“断魂”交付给春天带走，其实谁都明白这是徒劳的，正如冯延巳所云：“谁道闲情抛却久？每到春来，惆怅还依旧。”（《鹊踏枝》）然而正是这结语产生了语已尽而情未了的艺术效果。整个下片抒情，传导出的是缠绵、痛苦与无奈。

　　整首词情致凄切哀怨，风格委婉细腻。从回忆旧日临别时的惆怅到描写别后的相思落寞，语言凄婉，一往情深。其怀人的愁思和语词意象的选用与《东山词》中的压卷之作《横塘路》（即《青玉案》）有几许相似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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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首词是北宋前期词人杜安世的作品，词风与柳永相近，长铺叙，少粉饰，是一首典型的闺怨词。

　　上片重点铺叙居住的环境和时序景致，也写出了环境中的人物。“清明天气，永日愁如醉”，点出人物清明天气中的感受。清明是春分之后的一个节令，此时已入暮春，梅、杏、桃等花相继调谢，最容易引起思妇离人的愁怀。“愁如醉”，兼状愁人的内心感受和外表现。愁绪袭来，内心模模糊糊，外表则显现为表情呆滞。愁人是容易感到日长的，何况清明之后，白昼又确实是逐渐地长了起来，故曰“永日愁如醉”。

　　接着，作者笔锋一转，描写闺人所居住的环境。“台榭绿阴浓”至“新荷蔽”数句，活画出一幅春末夏初的园林美景。暖风轻拂；台榭的周围，绿树成荫；归来的燕子，新巢已经筑成；小小的池塘，长满了青青的荷叶。如此美景，“恰是逍遥际”，作者认为正是优游自地赏玩景物的好时光！但是却只“单夹衣裳，半笼软玉肌体。”词的抒情女主人公，一位肌肤柔软洁白的佳人披着件薄薄的夹衣，呆呆地站立那里。“半笼”两字，见出她披衣时的漫不经心；而开头“永日愁如醉”句已作了提示，这里作一呼应，写出她神情呆滞之状。另外，此处作者把写人和写景的关系处理得很好。优美的环境，衬托着美丽的闺人，恍如绿叶丛中簇拥着牡丹，相得益彰；同时环境和人物又构成了反衬：景物自佳而人物自愁，节奏并不协调，于是更显出了人物的愁绪之重。

　　下片着重写闺人的幽怨情怀和憔悴情态，但却从景物写起：“石榴美艳，一撮红绡比。”这是以“红绡”比石榴花之红以状其美。石榴夏季开花，花常呈橙红色，故白居易《题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诸僧众》诗云：“石榴花似结红巾，容艳新妍占断春。”以红色的织物比石榴花，大概就从这里开始，作者看来是受到过白诗的启发的；其后苏东坡也有“石榴半吐红巾蹙”（《贺新郎·乳燕飞华屋》）之句。文学上的继承借鉴而又有所变化，就是如此。这两句是继续写园林美景，词意更见错综。

　　“窗外数修篁”两句，是实写，也是虚写。实写就是女主人公的窗外大概真的有几竿修竹；因为中国的园林中，竹子是必不可少的。虚写就是她并不一定真的去相倚；这里用了杜甫《佳人》诗中的意境：“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”，说明她也具有自怜幽独的怀抱而已。这两句，既是写景，也是写人，其作用是从写景过渡到写人，而且本身已具有丰富的幽怨内涵。

　　紧接着上面两句，作者揭示了女主人公心灵幽怨满怀、行动呆滞，是因为“有个关心处，难相见，空凝睇。”意即有一个她关心的人，却难以相见，只能白白地盼望。这行文上是水到渠成的一笔，对女主人公的情怀、表现那么多，其原因也该有一个交代了。

　　结语三句：“行坐深闺里，懒更妆梳，自知新来憔悴。”是对女主人公情态的进一步刻画，也是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补足性刻画。她深闺里行坐不安，形容憔悴，没有什么心思去梳妆打扮。经过了最后这几句的进一步刻画，一位因怀念远人而憔悴幽怨的闺中少妇的形象，呼之欲出了。

　　这首词，前片着重写景，后片着重写人，但又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，即闺怨。这样，词的气脉就一气贯串，不枝不蔓，人物形象也渐趋完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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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永嘉四灵都喜欢描写山水形胜，又善于捕捉生活中一两件小事，用轻动灵快的笔墨描写出来，惹人喜爱。这首小诗，写夏天山中夜雨，全用虚写，道人所未道，正是四灵诗中的妙作，在趣味上颇类杨万里的绝句。

　　前两句写山间的夜晚，星月皎洁，无云无雷，紧扣一个“晴”字下笔。这是写雨前之景。后两句，以“平明”二字与上文的“夜”字相照应，以“忽见溪流急”与上文的“星月白”，“ 亦无云气亦无雷”相照应，而“溪流急”又与“他山落雨来”互为因果，前者为果，后者为因。这是写雨后之景。显然，此诗在结构安排上是别出心裁的，写雨，不写雨中之景、雨本身，而由雨前之景一下子切换至雨后之景，跳跃性大，采用的颇似现代电影蒙太奇的剪辑手法，令人眼目为之一新。

　　诗的前两句写雨前之景，后两句摹雨后之景，而下雨的过程也即雨本身则略而不写，看似与写雨无关，实却无不关涉一个“雨”字。诗人写雨前之景，强调昨夜天气晴朗，实言此山无雨。后两句写雨后之景，突出“忽见溪流急”，并以之推知“他山落雨来”，原来是他山之阵雨注入溪中，形成了“溪流急”的景象。清代刘熙载云：“绝句取径贵深曲，盖意不可尽，以不尽尽之。正面不写写反面，本面不写写对面、旁面，须如睹影知竿乃妙。”翁诗写山雨，正是采用了“本面不写写对面、旁面”之法，且达到了“睹影知竿”之效，堪称咏雨妙作。

　　诗题是“山雨”，偏不从雨入手，反过来，从题外擒入，极力写天晴。诗说整整一夜，月光照着林间，星星在天上闪烁。诗把晴写得很足，还加以“一夜”字，强调整个晚上都是如此，可诗人还嫌不足，进一步说，这一夜不但星月灿烂，连一丝云都没有，也没听见雷声。这第二句，补足第一句，分别从视觉及听觉上写，把晚晴说得很死，不容转圜。三、四句却突然一变，说天明时，见到溪中流水湍急，因此知道这座山以外的山曾经下过一场大雨。这两句也写得很肯定，与上两句组成一对矛盾，出人意表，诗人惊喜的心情，强烈地表达了出来。诗写雨，不通过正面写，没一句说雨如何，已奇；前两句非但不写雨，反而写晴，更奇。妙在诗描述的不单单是普通的雨，完全是山中的雨，更使人感到奇。如果是在平地上，诗人晚上便会见到远处的乌云、闪电；因为是山中，只能见到自己头顶上一块天，见不到山外的山，所以诗得以放笔写晴，得以在第二天清晨的溪水上做文章，把极其矛盾的两组景象统一在一首小诗中。永嘉四灵的诗巧就巧在这种出人意表的构思上，同时在景物中贯注了浓厚的生活情趣。

　　翁卷的《山雨》，不仅描写了此山星白月朗，他山一霎雨过的奇异景象，而且抒发了诗人惊异的感情。而这情又不是直接抒发的，而是寓于景中，在跳动的景物描写之中含蓄地抒写了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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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，夫岂然哉？盖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。凡士之蕴其所有，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，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，往往探其奇怪，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，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。盖愈穷则愈工。然则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也。

　　予友梅圣俞，少以荫补为吏，累举进士，辄抑于有司，困于州县，凡十余年。年今五十，犹从辟书，为人之佐，郁其所蓄，不得奋见于事业。其家宛陵，幼习于诗，自为童子，出语已惊其长老。既长，学乎六经仁义之说，其为文章，简古纯粹，不求苟说于世。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。然时无贤愚，语诗者必求之圣俞；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，乐于诗而发之，故其平生所作，于诗尤多。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荐于上者。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：“二百年无此作矣！”虽知之深，亦不果荐也。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，作为雅、颂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，荐之清庙，而追商、周、鲁颂之作者，岂不伟欤！奈何使其老不得志，而为穷者之诗，乃徒发于虫鱼物类，羁愁感叹之言。世徒喜其工，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！可不惜哉！

　　圣俞诗既多，不自收拾。其妻之兄子谢景初，惧其多而易失也，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，次为十卷。予尝嗜圣俞诗，而患不能尽得之，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，辄序而藏之。

　　其后十五年，圣俞以疾卒于京师，余既哭而铭之，因索于其家，得其遗稿千余篇，并旧所藏，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，为一十五卷。呜呼！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，故不复云。

　　庐陵欧阳修序。

　　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，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。吴楚材等在《古文观止》中说：“‘穷而后工’四字，是欧公独创之言，实为千古不易之论。”欧阳修的“穷而后工”说，与司马迁的“发愤而作”说和韩愈的“不平则鸣”说，一脉相承，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。

　　“发愤而作”之语，源于司马迁的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他认为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吕览》、《诗经》等，“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”，这是对《屈原·抽思》中“发愤以抒情”的继承和发展。李贽在《忠义水浒传序》中，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：“古之圣贤，不愤则不作矣。不愤而作，譬如不寒而颤，不病而呻吟也，虽作何观乎！《水浒传》者，发愤之所作也。”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《聊斋志异》为“孤愤之书”。由此可见，“发愤而作”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。

　　“不平则鸣”之说，语出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：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，……人之言也亦然，有不得已者而后言，其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怀。”韩愈的这一“不得其平则鸣”，是对司马迁“发愤之所为作”的进一步发挥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贺贻孙在《水田居遗书》文集卷三《诗余自序》中说：“风雅诸什，自今诵之以为和平，若在作者之旨，其初皆不平也！若使平焉，美刺讽诫何由生，而兴、观、群、怨何由起哉？”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亦云：“古诗云：‘谁能思不歌，谁能饥不食？’诗词者，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。故‘欢愉之辞难工，愁苦之言易巧’。”由此可见，“不平则鸣”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。

　　欧阳修的《梅圣俞诗集序》第一段，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“穷而后工”的创作思想：一是认为“世所传诗者，多出于古穷人之辞”。这里的“穷”，指的是仕途坎坷、人生困厄。坎坷出诗人，困厄出诗人，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。二是强调“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”方能发而为诗。因为“穷”，才能感受真切、思悟深沉、感情激烈，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。三是肯定“愈穷则愈工”。工者，好也，美也。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”，“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”。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，那就是“穷”则“郁积”深厚、“优愤”强烈，故发而多能成为“愈工”的好诗。这是符合认识论、实践论、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。

　　从侧重点上看，“发愤而作”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，“不平则鸣”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，而“穷而后工”说则强调这激情、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。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，它们相互补充，相互发挥，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。文学创作，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？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。胸中有，笔下才能有，这是必然。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：“愤”何以生？“不平”从何而来？特别是欧阳修强调“穷”，就把“愤”、“不平”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。所以说，以“发愤而作”、“不平则鸣”、“穷而后工”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，是一个既抓住要领、又相当全面的学说，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。